上海紐約大學臨時在華東師范大學內辦公。
“逐步實現大學去行政化,探索建立由校董會、校長、監督機構組成的治理架構,讓教育家辦教育,落實高校辦學自主權。”“383方案”明確提出推動高校改革的路徑。
今年8月,上海紐約大學迎來295名第一屆本科生。作為我國第一所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中美合辦大學,學校實行理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校長俞立中也不再保留行政級別。探索高校如何去行政化、教授治校以及學術自治,上海紐約大學被視為高校教育創新改革的樣本。
校長公選試點 仍由教育部門主導
在教育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看來,目前高校行政化主要包括兩方面:第一是政府部門擁有辦學權力,學校沒有自主權,人事權和財權都在政府部門手里；第二是學校行政權把控了教育權和學術權。
2010年7月底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明確提出高等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其中包括試行政校分開、管辦分離、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取消學校行政級別、建立學術委員會等。
“過去3年了,高校去行政化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學校行政級別也沒有取消。”在熊丙奇看來,這些年,教育部做的改革試點都沒觸及到核心。比如2011年推行校長公開選拔試點,但公選還是由教育行政部門主導,公選的校長也有行政級別。
“像南方科技大學,一開始是要去行政化,結果深圳組織部門為學校招聘了正局級的副校長。”熊丙奇對記者說。
去行政化最大阻力 是既得利益者
“高校去行政化最大的阻力是既得利益者不同意。一旦去行政化,教育部門就要向學校放權,但推行改革放權的又是教育部門,能讓被放權的行政部門推進放權嗎?”熊丙奇告訴記者,“行政權、學術權與教育權要分離,建立教授委員會或學術委員會,但學校是行政部門主導改革,這兩個委員會很容易成為擺設。”
在熊丙奇看來,因為有行政級別,高校變成了政府部門的下級,高校不能按自己想法辦學,只能聽從行政指令,降低了學校的自主性和獨立性。
“大學校長本該對大學的學術共同體負責,對大學的未來發展負責。但目前,是領導任命校長,所以校長要對領導負責。”上海紐約大學校長俞立中說。
俞立中此前曾給教育部提過建議:能否由與學校休戚相關的人組成選舉委員會,包括學校教授、校友、學生及學校管理人員,讓他們來選拔校長,選出的校長可以到教育部備案。
高考成績只是參考,綜合選拔決定能否入學
俞立中認為,高校教育改革的核心有兩個:教學以學生為中心,辦學以教授為主體。
上海紐約大學為每位學生配備一個學生顧問,幫助學生選擇更合適的課程。這些學術顧問多是名校博士或博士后,有專業見解。
“在國內高校,老師上課想講什么就講什么,完全不想對學生有沒有幫助和提高。講完就考試,只是看看學生記住沒有。”俞立中說,“學校的科研架構應該圍繞學生轉。”
“上海紐約大學選拔學生時,會把高考成績作為一個基準,高考是必要的,但不是最核心的,最核心的是選拔過程。”上海紐約大學中方招生辦副主任王政吉說。
王政吉介紹,學校會通過模擬課堂、團隊活動、一對一面試等,考察學生的學習、團隊合作、溝通、領導和英語表達能力。
“招生委員會根據當天評判人員的反饋,逐一討論每名學生在各個活動中得到的評語是什么樣的,把學生分為A和B兩檔。A檔學生只要過一本線就錄取,B檔則要結合高考成績、校園日活動表現、高中學業成績、綜合素質評價等綜合評定、擇優錄取。”王政吉說。
教務長負責學術事務,校長不能插手
據介紹,上海紐約大學有一個八人制的理事會,校長俞立中及常務副校長雷蒙就是由理事會選出并任命。
王政吉認為,國內高校去行政化,很重要一點要體現在教學的管理和監督上。
在上海紐約大學,與學術相關的事務,比如師資招聘、課程制定、學術標準等,由常務副校長雷蒙與教務長汪小京負責——兩個人一位是康奈爾大學的前校長,另一位曾是耶魯大學神經科學研究中心主任。作為校長,俞立中更多是起監督統籌作用。
俞立中告訴記者,國內大學的內部管理,很多情況下是行政權力取代了學術權力,比如在評審教授、教育教學改革、招聘學校人員方面,都是由很多并不懂教育的領導來決定。
“在一些發達國家的一流大學里面,這些問題多是通過教授委員會,或者通過院系的教授群體決定的。”俞立中告訴記者。
“國內大學的師資招聘一般是由人事部門決定的,但人事部門可能不了解這個學科建設的具體需求與標準。上海紐約大學的老師一部分是直接從紐約大學過來的,一部分是上海紐約大學面向全球招聘的。全球招聘由紐約大學相關學院來做,如果需要招一個物理教授,就是由物理學院負責招聘。”王政吉說。
“國外大學進入國內大都采取中外辦學模式,這種競爭性是不夠的。”熊丙奇期待,可以直接引進國外大學,在中國內地辦分校,按照他們本土辦學模式來教學,才能對內地高校產生真正意義上的競爭,從而促進中國教育改革。
責任編輯：宋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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