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工黨提議改革院士制度:去官員化，終結終身制，改為任期制。朱慧卿/CFP 院士推薦制度部門利益化
一些國外科學院的院士推薦制度，不止一次地被拿出來與中國比較。
知名學術打假人士、學術科普作家方舟子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舉例，美國的院士推薦是在保密狀態下進行的，通常由院士推薦人準備候選人的材料。在此之前，候選人幾乎沒有任何私下操作的空間。
“我們也有由院士推薦的制度，但是我們還增加了部門推薦、學會推薦。比如，教育部、中國科協都可以推薦院士候選人。”北京大學原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陳佳洱說。
2012年12月，中國工程院主席團會議審議通過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增選工作實施辦法》規定，候選人有院士、單位或全國性學會三種渠道進行提名。
第一種是由院士提名候選人，每位院士至多可提名兩位候選人。候選人獲得不少于本學部3位院士的提名方為有效。
第二種是單位提名，“中央、國務院各有關部委、直屬機構、直屬事業單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系統，所屬范圍和地區內的設計、研究、建造、運行單位和高等院校、企業、事業單位等可按組織系統提名候選人。”
第三種是全國性學會提名：“中國科協所屬的有關全國性學會可按學術團體組織系統提名候選人。”
陳佳洱告訴記者，如果在院士推薦制度中存在部門因素，有時可能會考慮部門利益，那么，這樣的候選人可能不很符合真正的院士標準。“往往有可能部門希望顯示自己的政績，想多推薦一些，多上一些。”
“但是，真正到召開院士大會的時候，各個部門推薦的人都有，單個部門也很難左右。實際上好多部門推薦的人沒上，還是院士推薦的人上得更多。”陳佳洱說。
陳佳洱透露，這次的院士增選會上，有人提出了一個問題：是不是以后部門不推薦，可以去掉部門因素呢？“今后，會經過討論作出決定。”
王宇發現很多單位都喜歡包裝院士。他認為，最理想的是通過同行專業推薦，雖然學會推薦是一種推薦的方式，但是具體怎么規范還需要再討論。“真正知道你水平高不高的是學會。”不過，學會推薦也有問題。比如，學會有沒有規范化、學會的收錄是不是全面，有沒有遺漏，等等。
不僅是王宇看到了學會推薦的優勢。秦伯益也曾建議，可以采用科協提名的方式來遴選院士，因為從序列上看，學會都在科協之下。“院士候選人預選通過以后，可以請科協里面的同行來把把關。”
但他認為，同行評審會存在一些問題：有的同行是冤家，也有同行是親家，同行評審容易出現評審意見不客觀的情況。
在沈國舫看來，院士推薦的渠道最具合理性。但他擔心，僅依靠院士推薦可能會埋沒人才，尤其是地方上的人才很難被選出來。“最近新疆上了一位院士，如果他通過其他的途徑推薦，可能很難上，現在還沒到把別的推薦渠道關閉的時候”。
院士對遺漏人才的擔心，同樣體現在省市和部委的遴選渠道上。
王宇和何祚庥都不贊成取消單位遴選。何祚庥說，只有單位才知道他在工作中貢獻多大，為什么要剝奪單位的發言權？“拿原來的鐵道部來說，鐵道部是個大部，他連推薦人選的資格也沒有，這也太過分了吧。”
最沒有異議也是最希望規范的，是院士推薦。
在實際運作中，院士提名推薦，可以分兩種情況。一種是，院士看學界哪位同行符合標準，主動推薦。清華大學電機工程與應用電子技術系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盧強曾經向記者表示，他曾經主動推薦過多名同行，“有的人選上了院士也不知道是我推薦的”。
另一種是，被推薦人找上門來，請院士推薦，可以稱之為“被動推薦”。南京大學物理學院教授王牧是2013年的院士候選人，有院士告訴記者，在院士評選初期，院士們收到了王牧的推薦邀請。
何祚庥說，不論是哪種推薦，推薦人要做的都是審閱對方的申報材料，并填寫《院士推薦書》，在推薦書上簽名，要寫上“本人了解被提名人的成就、貢獻與學風道德等情況，對提名材料的真實性負完全責任”。
問題在于，即使其提名對象日后被發現此前存在某些問題，院士本人也無需負任何責任。
兩院要求：“院士必須按照院士的標準和條件，獨立推薦候選人，防止被動推薦；推薦人必須確實了解候選人的研究領域、學術水平和貢獻、科學道德和學風等，并對《推薦書》所填內容負責。”但具體怎么負責，并沒有行之有效的規定。
有學者認為，看似嚴謹的推薦制度存在漏洞。比如，每位申報人都是以平生成果進行申報，假使推薦者對申報人并不熟悉，僅靠審閱對方寄送的申報材料，幾乎不可能從中了解被推薦人在一生科研活動中是否存在科學道德問題。“如果院士在這種情況下接受委托，擔當推薦人，實質上等于被拉了票。”
官員參選院士問題
近年來，候選院士中官員比例一直很高。據媒體報道，2009年，中國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超過85%是現任官員，這使得官員院士候選人成為備受關注的群體。但怎么界定官員，也有爭議。
梳理官員院士候選人的履歷，不難發現這一群體的共同特征：行政級別在廳級以上，掌握一定科研資源，曾經執掌重大工程。而這些特征，在其參評院士時又變成一股助推的力量。
“個別官員參評院士，很難看出其技術成果是來自平臺、資源，還是真正的在工程技術方面的成就與貢獻。”中國工程院土木、水利與建筑工程學部院士、學部常委會主任雷志棟感到擔憂。
有評論認為，用資源籠絡院士，用權力換贊成票，已成為官員參評院士最大的弊端，成為院士制度改革無法繞開的話題。
但是，在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的兩院院士中，受訪者對官員參選院士的看法并不一致。
王宇認為：“你如果是官員，就不必當院士。”在他看來，參評院士首要條件是“科學家”，而目前，學術界的人巴不得去當官，當官的人又要戴一頂學術的帽子。
陳佳洱也說，院士們在選院士時不能看官員這個牌子，得看實實在在的科學貢獻。“官員做得再好，在科學前沿如果沒有卓越貢獻，也不應該評選上”。
沈國舫則認為，不能籠統地說官員不能當院士，“最主要看他是不是專家，是不是有成就”。
何祚庥也贊成這種觀點。他認為，評價官員參評院士，關鍵是看官員的學術成果、對工程的貢獻以及成果到底是真是假。“有的官員對推動科技決策起了很大作用，實際工作中對調兵遣將發揮了巨大作用，對這類的決策貢獻，大家都是評價很高的。”
何祚庥的判斷，是基于目前官員在重大工程中扮演的角色。目前科技體制之下，官員對科技項目的決策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秦伯益說：“有些工程不是一個人就能做出來的，關鍵在于領導者。因為有些工程需要很多人合作，但總體的思路由主要領導決定，因此這些領導的貢獻也很大。”
事實上，在院士候選人的序列之中，除了行政官員，校長、院長等“學官”也成為有參評沖動的一群人。在已當選的院士中，不少院士也是校長或者院長出身。
在目前的科研體系中，校長、院長往往在科研項目中掛帥第一負責人并“堆砌”成果，但是，校長、院長又往往不太可能有時間做科研。
沈國舫告訴記者，工程院對這類院長、校長參評院士很警惕。“他是不是真的在干，他的成績是不是以他為主做出來的，我們特別重視。對于包裝院士，拿別人的東西湊在一塊取得成績的，這種我們要加以識別。”
他舉例，中國工程院曾經有位候選人取得的獎項很多。但是，工程院院士們討論時認為，那名候選人在獎項中自己的貢獻太少，都是別人的貢獻為主。“這就有包裝的嫌疑，靠著某種權力成為代表人物，成績看起來很大，我們就沒有通過。”
沈國舫還發現，現在很多學校都希望自己的校長是院士，以顯示學校的權威性。在王宇看來，學、官掛鉤，這種現象說到底是一種社會風氣。他認為，院士是院士，科學家是科學家，行政領導是行政領導，“學要跟官掛鉤，官要跟學掛鉤，我覺得沒有必要。”
院士遴選制度需要變革
“兩年一次，太密，我覺得太密。”王宇不斷重復道。
被王宇認為“太密”的，是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兩年一次遴選院士的頻率。在王宇看來，一年繁忙的增選過后，似乎還沒過多久，下一年的增選又開始了。
公開報道中，一些中科院、工程院院士以及研究者也表達了類似的擔憂。
但在另一部分院士看來，以兩年為界并非沒有理由。對于增選頻率的問題，中國工程院曾進行過一次內部調研。
秦伯益對這項調研有所耳聞。他告訴記者，調研主題大致是，什么樣的增選頻率、數量才能夠保證現有院士人數基本穩定。
調研的最終結果是：兩年一次，一次不超過60個。這正是中科院、工程院如今規定的增選頻率與數量。
“實際上，2013年工程院增選院士只通過了50個，中科院以往最少的一次才通過29個。”秦伯益說，由于院士年齡增長，目前非資深院士的數量正逐年下降。他所在的工程院醫藥衛生部藥學組，非資深院士數量就越來越少。“原來最多是20多個，到明年只有11個了，要再少，就不成為一個機構了。”
“他們是有經過數學計算的，選多少會有什么結果，候選人通過三分之一會有什么結果，通過三分之二會有什么結果，等等。”秦伯益說。
陳佳洱同樣持類似觀點。“院士需要年輕化。”他說，院士群體需要注入新鮮血液。
何祚庥還認為，如果增選間隔時間太長，比如5年選一次，那樣的競爭會更加激烈。“但是，需要確定院士的最高數量。”
對于王宇而言，提醒他下一個院士增選年到來的，是接踵而來的公關活動。雖然負面消息不止一次被曝光在公眾面前，兩院也出臺了嚴格規定，但是，公關院士的現象依然屢禁不止。
在受訪的多名院士看來，治理難點在于，公關與正常的活動、自薦、人際往來、合作的界限并不容易厘清。
2007年，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曙光第一次參選院士，這也是王宇第一次領略到這位官員候選人的“公關藝術”。張曙光彼時邀請了數十名院士赴青島參觀四方廠，“他在造勢，但給人的感覺是他確實搞得相當好，你也無話可說。”
王宇發現，張曙光從來沒有說“你們要選我當院士”，他是以現場作學術報告的形式讓院士去了解他，“你說，這有什么問題嘛？但是，真正老老實實做學問的不一定能上去，有權力的人造勢就能上去了。”
何祚庥接觸過另外一種形式的“公關”——讓人家了解，“這個我不反對”。原來，院士并非可以對每位候選人了如指掌，難免有候選人前來介紹情況。“我對候選人、對他從事的科學也不了解。比如，我研究物理學，對數學根本聽不懂，聽完以后還要我們投票，我們怎么投？”
秦伯益也說：“公關也有正面的意義。本來各做各的，誰都不認識誰，候選人提前介紹一下自己的情況不是不可以，這對院士了解自己將要去評審的一個人有好處。”
但正是這種了解過程，讓周世寧感到有些“為難”、“不好辦”。他打了一個比方，候選人去一位老院士家里拜訪，希望聽一聽指導意見。那么，這時帶不帶東西？如果一點都不帶，有的人會覺得這樣很好，但有的人會覺得：即使你去朋友家，也不會這樣吧？
“這個杠杠很難弄。”周世寧說，如果有的候選人邀請院士去其單位作學術報告，院士從中獲取報酬，這也并非有錯。
有些院士能自覺“避嫌”。一次，一位省級領導找到沈國舫，稱“探望探望你”。沈國舫最終婉拒了：“這個時候不合適”。
在何祚庥看來，他可以接受某些形式的公關，但是如果對方做得太過分就不行了，“要有個度，沒有人敢到我面前明目張膽地公關，公關了，我還會到院士大會上講。但有的院士不會這么做。”
陳佳洱也稱，如果發現有一些走關系的問題，自然就會在會上或會下被提出來。
周世寧同樣表示，現在沒有候選人敢直接拉票，因為投訴得很厲害。“貪污腐敗的問題關鍵不在這兒，主要是權力有沒有得到控制。”
在秦伯益看來，現在已經到了沒有哪個參選院士不公關的地步，不想公關的人也只能被綁架著去公關。“而且，公關確實是在選不選上的問題上，起了蠻大作用，這個比例誰也說不出來。”
在秦伯益認為，這些日益花樣繁多的公關，折射出了候選人對學術名利的急切態度。相較之下，普通公民會更淡然一些，有可能登臨最高學術榮譽稱號的候選人反而不能免俗。
在“公關院士”的指責之下，一些研究者認為，中科院、工程院應該把增選院士的資料公開，以方便社會監督。
方舟子說，在現今科研環境下，院士增選材料非常有必要公開。他曾讀到一位候選人的參選材料，發現里面有好多都是吹牛，“他說自己如何如何世界領先”。
如果這些信息能夠公開，對候選人無疑將起到約束作用。但是，公開院士增選資料的更大難題，可能來自王宇的擔憂。
“這些資料，各行各業只有同行的人才懂，你公布出來也沒人看得懂。”王宇認為，同行評議是很重要的內容，但是在中科院里面，一個行業同行的差不多七八人，只有那幾人有發言權。
在這個小圈子中，很容易有師生、單位等有傾向性的東西摻雜其中。有人會使勁把自己的人往上拉，而指責別人怎么樣怎么樣不行。“拉也要有自己的根據，這個東西沒法打壓，真正說公正，以學會來評議，這個是最公平的”。王宇說。
(原標題：院士制度靜候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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