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nóng)工黨提議改革院士制度:去官員化，終結(jié)終身制，改為任期制。朱慧卿/CFP 編者按 本報自9月18日開始推出“推進院士制度改革系列報道”，在社會上引起廣泛討論，讀者期待院士制度改革。
“民有所呼，我有所應”。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改革院士遴選和管理體制，優(yōu)化學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實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事實上，早在2012年的院士大會上，院士制度改革就已提上議事日程，四個改革方向為：一是保持院士稱號的學術(shù)性和榮譽性，不與物質(zhì)利益掛鉤；二是堅持院士增選工作的獨立性和學術(shù)性，減少非學術(shù)因素的干擾；三是明確推薦人的權(quán)利和責任；四是為院士團體實現(xiàn)其功能定位，實現(xiàn)權(quán)利和責任的統(tǒng)一提供制度保障。
當前，社會對院士群體期望很高，也對院士制度的某些方面提出了尖銳批評。本文通過對當前院士制度中熱點問題的梳理，以期為院士制度改革提供一些新的觀察視角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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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榮譽不等于終身工作
今年11月，年滿80歲的沈國舫院士，向工作了一輩子的中國林業(yè)大學表達了退休的意思，結(jié)果，黨委書記和校長都不放。“他們說你怎么能退休呢，你是我們學校的旗幟，還要靠你說話呢。他們不肯放，即使我到80歲了”。
沈國舫還是環(huán)保部環(huán)境與發(fā)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的中方顧問，今年他也表達了請辭的意思，結(jié)果對方硬拉著不放，理由是這個崗位既要中文行，又要外文行，還要知識面廣。“他們說，找不到合適的人來頂替”。
院士到底有沒有退休機制？在曾任中國工程院副院長、院士增選政策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沈國舫看來，沒有。“沒有文件規(guī)定說，院士何時辦理退休手續(xù)。也沒有一個單位說希望你退休，都希望你留下”。
搜索相關(guān)資料，確實找不出院士退休的規(guī)定。在同濟大學、蘭州大學等高校的網(wǎng)站上，可以看到教職工退休年齡的相關(guān)規(guī)定中，教授最多也就能延長到70周歲，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卻單列入“按國家有關(guān)規(guī)定辦理”。
所謂國家的有關(guān)規(guī)定，事實上沒有規(guī)定。
在沈國舫眼中，真正實現(xiàn)了退休的只有一位院士——秦伯益。秦曾任軍事醫(yī)學科學院院長，目前為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2004年，他給組織上寫信，堅決退休，獲得中央軍委特批。
秦伯益認為，院士不該是終生不退休的特殊公民。
“終身榮譽不等于終身工作。”秦伯益說，院士只是一個稱號，是對過去工作成績的認可，是榮譽性的，不是一個職務。“榮譽可以是終身的，但他在所在單位的職務不是終身的。現(xiàn)在院士所在單位包括有些院士都認為，我這個終身的榮譽，就代表著我一輩子不退休，這是誤解”。
秦伯益對已故兩院院士王選特別推崇，也認同王選在北大的一次著名演講中說的：“我現(xiàn)在到了這個年齡，61歲，創(chuàng)造高峰已經(jīng)過去，我55歲以上就沒什么創(chuàng)造了。”“千萬不要把院士看成當前的學術(shù)權(quán)威，我們這些當選為院士的人，在當選之后實際上已無創(chuàng)新能力，也不再擁有最高學術(shù)水平。”
在秦伯益看來，有些院士現(xiàn)在很難起什么學術(shù)帶頭作用了，還有些院士完全失去了工作能力，甚至還有的糊涂了，長期住在病房里，但是他們永遠不退休。這樣社會影響不好。
在他眼中，社會把院士“拔得太高”。一些省市或高校、研究院競相用高額科研啟動費、安家費、年薪等來爭奪院士，裝點門面。各種考察、頒獎、座談和評審也對院士邀約不斷，這是院士不退不休的“社會土壤”。
也有些院士本人就不愿意退休。在接受記者訪談時，至少有兩位院士反對退休。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說，我看沒有必要退休，很多院士退而不休，發(fā)揮潛在影響力，從某種意義上講，影響還不小，“我看很好啊”。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礦業(yè)大學教授周世寧的態(tài)度是不要一刀切：“如果院士精神很好，愿意干就讓他干吧。有的沒到80就老糊涂了，那就別干了。”
秦伯益曾撰文直言“院士不是花瓶”，他清晰地看到，一方面，院士被人當花瓶，另一方面，也有很多院士樂于做花瓶。
“當花瓶也有好處啊，既有虛榮，也有利益。”秦伯益說，一個下屬醫(yī)院的院長曾當面問他和幾位院士：“你們老先生都面臨一個嚴峻的問題：是工作需要你們，還是你們需要工作？”
沈國舫也說，確實有些院士身體不行了，知識也跟不上了，“有些院士出去作報告，說不到點子上，腦子不是很靈光了。我們就要求年老的院士要自律，要有自知之明。”
但他覺得如果退休一刀切也有問題，有些院士到了七八十歲身體還挺好的，思維也非常活躍，經(jīng)驗又很多，還能發(fā)揮作用。
秦伯益也認為，科學家的退休年齡最好由科學家自己掌握。牛頓、愛因斯坦40歲以后都不做科學研究了，愛迪生和居里夫人一直做到生命最后時刻，富蘭克林早年是科學家，發(fā)現(xiàn)雷電，發(fā)明避雷針，中年后從政。但中國科學家在長期革命文化影響下，提倡“活到老，干到老”。因此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價值在哪里，應該追求什么生活目標，不知道大千世界中有多少值得自己去做的事。此外，還有種種利益的考慮，互相攀比，所以沒有統(tǒng)一的退休年齡規(guī)定就很少有人想退休了。
他說，對于院士退休的問題，工程院討論過好多次，談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他認為，盡管有阻力，還是應該作出規(guī)定，“不能被一些表面的榮譽、被有限的物質(zhì)利益捆綁”。
沈國舫也認為，既然規(guī)定80歲轉(zhuǎn)為資深院士，就應該以80歲為限退休。
《中國工程院章程》和《中國科學院院士章程》有一個條款內(nèi)容大致相同，即“資深院士制度”，對年滿80周歲的院士授予資深院士稱號，資深院士除了不擔任院及各學部領(lǐng)導職務和不參加對院士候選人的推薦及選舉工作外，其他權(quán)利和義務依然照舊，并可自由參加院士會議。
現(xiàn)在，《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實行院士退休制度。秦伯益說，看到這個決定他很高興。
沈國舫則認為，院士退休以后，如果哪個單位覺得還能發(fā)揮作用，可以返聘，讓院士去做學術(shù)委員、顧問等，仍然可以發(fā)揮作用。
但是目前，對于院士以多少歲為限退休、要不要搞一刀切仍有爭議。據(jù)了解，此前，中國工程院曾想把資深院士的年齡設定在75歲，但是遇到的阻力很大。
天價招聘啟事與副省級待遇
在清華大學，除國家院士津貼外，學校發(fā)放給院士的津貼一個月是1600元。但是，隨便翻看一下地方高校的價碼，比如，濟南大學2013年人才招聘啟事，應聘對象如果是院士，那么，“年工資待遇200萬元以上，安家費100萬元以上，免費提供住房，配偶調(diào)入”。
在清華，一些年過古稀的院士，仍然騎著自行車上下班，如盧強院士、朱靜院士等。然而，數(shù)年前，西部某省曾舉行隆重的院士配車儀式，為12位院士統(tǒng)一配備別克轎車。
在清華，現(xiàn)任校長陳吉寧因為不是院士，還一度引起外界的巨大爭議。但在國內(nèi)為數(shù)不少的大學，一旦當選院士，就馬上成為校長的重要人選。
在清華，一些院士表示感受不到所謂的“副省級”待遇。但在一些省份，“副省級”待遇不僅落到了實處，而且一些院士也成為了當?shù)氐恼䥇f(xié)副主席、民主黨派的主委等。
院士究竟有何待遇和特權(quán)，為何會差距這么大？
從額外收入上看，2009年之前，兩院院士津貼標準才每月200元，從2009年1月1日起，調(diào)整為每人每月1000元。
秦伯益說，這是國家給的，地方或單位還有津貼。有每月1萬元的，地方越小給的越多，大的地方倒是不在乎，“我自己拿到部隊給的是每月5000元”。
這些還只是小頭，正如上面的濟南大學，就明確開出了年工資200萬元的天價。
難怪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王宇(應采訪對象要求化名)感嘆：“清華的院士，很羨慕有些地方的院士，這些地方把院士捧上了天。”
院士變得奇貨可居，源于機械的量化考核。王宇說：“近些年來，院士被炒得很熱，就因為院士成了一些單位的標志。比如，我在清華大學，有五六十個院士，有的學校只有幾個院士，有的學校沒有，大家就認為地位不如人家，所以各個單位想辦法包裝院士、招攬院士，甚至搞雙聘院士。”
秦伯益也說，現(xiàn)在社會普遍認為，院士給本單位身價提了很多。比如，原鐵道部有5個院士，鐵道部就好像很神氣似的。“把院士群體當做單位的實力，所以有的學校巴不得自己有個院士。”
正因為這樣，院士的待遇被推得很高，各地競相在待遇上加碼，既希望能夠招攬來院士，又擔心本來有的院士被更高的待遇挖了墻角。
沈國舫認為高待遇可以理解：“有些省院士少，物以稀為貴，給好待遇這種傾向是有的。他覺得人才寶貴，希望保住他們。”
但他說，有超高收入的院士畢竟只是少數(shù)，院士收入不均，很多院士收入并不高，可能平均一年二三十萬元都達不到，“跟國企老總比，這點收入算得了什么？”
周世寧也否認院士收入太高：“我反而覺得，中國院士待遇不是太高，而是太低，這牽涉到對知識的評價問題。”
何祚庥也認為院士跟物質(zhì)利益掛鉤無可厚非：“袁隆平貢獻很大，貢獻大就多拿吧，我不眼紅。”
除了明面上的收入，院士還有不少隱性收入。一是課題收入，二是評審、兼職、講課等方面的收入。
秦伯益說，拿課題正是很多院士熱衷去干的事，一個是為自己課題撈錢，一個是讓別人掛你的名申請課題，幫別人撈錢，自己再收獲利益，“他組織他的學生來申請，自己當評委。現(xiàn)在不得了，經(jīng)費弄下來幾千萬上億元，利益巨大”。
對于社會活動，秦伯益說，院士確實會有各種社會邀請，參加評審、講座、會議什么的，“總會給你些報酬的，每一筆報酬不算多，但是你做活動多了，那又是一份工資了”。
至于社會兼職，刊發(fā)于2012年5月《學習時報》上的一篇文章，有這樣一份統(tǒng)計：“在783名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共有5610個兼職，人均兼職7.2個。”
已故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潘家錚對上述問題也有反思。他曾建議，除國家發(fā)放的院士津貼外，各單位不應再重復發(fā)院士津貼。應該把院士薪酬與院士承擔科研項目的經(jīng)費區(qū)分開來，后者處于嚴格管理之下，不成為變相收入。他也反對院士掛名兼職領(lǐng)取報酬甚至高報酬，認為即使不是“貪污受賄”，也不符合院士道德行為規(guī)范。
院士還有一個備受社會詬病的是“副省級”待遇。沈國舫說，各地對院士確實是按照副省級待遇對待的，醫(yī)療、住房等標準都要提高一步。“本來不是壞事，但一跟級別一套，就不好了”。
王宇也說，院士不是官位，也不是權(quán)力，只是一種稱號，稱號是榮譽性的，跟權(quán)力是兩碼事。“配車配房是不對的，副省級待遇沒必要，應該跟行政級別脫鉤，院士就是搞學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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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SN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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