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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羅斯受洗的政治因素
[ 編輯:admincn | 時間:2013-11-28 21:25:22 | 瀏覽:次 | 來源: |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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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是千年古國。在遠古水草茂盛的伏爾加河流域孕育了俄羅斯民族。其祖先斯拉夫人從公元6世紀起開始分化為東、南、西三部，東斯拉夫人居住在德涅斯特和第聶伯河兩河的下游之間和直至黑海沿岸以及更東的地區，從事農業、畜牧業和漁獵經濟，它是俄羅斯民族的原體。羅斯國家形成于882年，由當時的諾夫哥羅德王公奧列格完成，他沿德涅伯河南下征服基輔和鄰近各公國，以基輔為中心，統治著德涅伯河到伊耳緬之間的土地，號稱“羅斯大公”，當時的公國也稱為“基輔羅斯”。基輔羅斯團結了東斯拉夫及非斯拉夫的若干部落，逐漸強大，這些部落在政治上的聯合促成了他們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整合。基輔羅斯存在了300余年（9-12世紀），這個時期最重要的是奠定和形成了影響俄羅斯社會發展的全俄思想即接受了基督教（羅斯受洗不久后，基督教的西方教會與東方教會由于各自的歷史文化傳統不同，對教義的理解不同，尤其是對基督教最高領導權和勢力范圍的爭奪，在公元1054年終于徹底分裂，形成了各種獨立的教會。西方教會標榜其為“普世性”，故稱“羅馬公教”——也是中國人所稱的天主教；東方教會則強調其“正統性”，故稱“東正教”或“正教”。由于在地域和經濟文化聯系上，在宗教的從屬關系上，羅斯地區都與拜占庭過往甚密，自然屬于東正教。但是，由于其分裂是發生在羅斯受洗之前的，故下文一律稱之為“基督教”，而不稱之其為“東正教”。），即羅斯受洗。而羅斯為何受洗？它的政治原因是什么呢？
在羅斯受洗之前，基輔羅斯的政治結構在很長時間內仍然保持著原始公社中的民主制度殘余，他們的生活是按宗法制或者氏族的生活方式法則來組織的。而王公政權是無法代替自治的農村公社和城市公社的，公社長老有權力行使裁決權，并且可以不受王公政權的干涉，換言之，長老會議管理著村社中的所有事情。同時，作為公設的權力機關的韋徹即人民會議，也能夠采取獨立的政治行動。而這些制度被很多拜占庭的作家稱為是東斯拉夫人的“民主”制度。但是，所謂的“民主”制度，卻導致了羅斯各地去基輔的政治聯系過于松散，管理當地事務的部落王公僅僅是名義上服從于基輔大公，并且還逐漸取代了基輔派去的地方官吏。基輔大公竭力排自己的兒子作為其在各地的代表，但是這種行為也經常會遭到當地居民的激烈反對，從而導致基輔大公對羅斯的素所謂管理處于被架空、尷尬狀態。
980年，弗拉基米爾繼任大公，他是俄國歷史上第一個強有力的統治者，他繼任后對外不斷擴大羅斯的版圖，對內平定叛亂，但是國內仍然是處于“形統實分”的轉態，各地功過對基輔公國的抵觸情緒仍是盛而不衰。而此時，外來侵略的威脅、與相鄰的拜占庭和歐洲許多基督教國家之間的復雜關系，與諾夫哥羅德公國爭雄的局面，也在動搖著弗拉基米爾的統治。但是，此時的羅斯人社會經濟生活已經取得了比較迅速地發展，促進了氏族公社的瓦解崩潰，形成了以地域關系為基礎的農村公社。同時隨著私有財產的出現和商業的發展，也開始出現了封建關系，王公、貴族、客商等特權階級地位得到了不斷的鞏固，而公社和韋徹的逐漸下降，公社與韋徹已漸漸地無法維持對地方的統治了其社會結構呈現出大公、部落酋長和武士及普通村社成員的垂直體系。此時的弗拉基米爾意識到羅斯人民“對神明的迷信很容易轉化為對于權力的崇拜”（馬克垚：《世界文明史•中》，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P312）,他決定通過借用羅斯已形成的宗教價值規范和傳統，克服部落的分散性，達到羅斯大地上的民族的社會文化意識和國家權力的統一，從而再“借助‘君權神授’、‘神權專制’的原則努力鞏固自己掌握的政權”（馬克垚：《世界文明史•中》，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P312）。
而此時的羅斯，由于羅斯人相信“萬物有靈”，從而形成了信奉多神教的傳統。由于當時的生產力還是相對的低下，“農業完全受到大自然的擺布”（姚海：《俄羅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5），因此農耕生活對羅斯人的信仰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他們認為收成的好壞要決定于天氣，炎炎烈日可以曬死禾苗，陣陣大風經常毀掉莊稼，綿綿陰雨又會使谷物霉爛。而羅斯人又無法解釋這種種自然現象，認為這些力量都是有生命的東西，所以把它們奉為神明，頂禮膜拜。而表現則就是他們對自然現象信奉的神有斯瓦羅格——天空和火焰之神、太陽神的父親，亞里洛——太陽神，彼倫——雷電之神等等。而對野自己所生活的環境則認為威力無邊的主宰者無所不在,森林中有林神、鳥神，水里有水妖，家里有家神。而對于出在自己身邊的人，羅斯人也認為，氏族祖先是最早的創始人，即世祖，嫩構保佑他的后代子孫。因此，羅斯人韋各種各樣的神建造神殿，供祈禱和祭祀之用。隨著羅斯的封建化，“反映原始社會時期社會經濟存在的額多神教與新的生活條件之間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矛盾，多神教已不能履行宗教字階級社會中的基本職能，即維護和鞏固現存制度”（ 姚海：《俄羅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6）。它“不僅是基輔與其他國家發展經貿關系和文化交流的嚴重阻礙”（〔俄〕T.C.格奧爾吉耶娃：《俄羅斯文化史——歷史與現代》第二章）因為羅斯各個部落的所信仰的神不同，他們只是崇拜本地諸神，不接受與其他部落的神，甚至有排斥的傾向。另外，宗教信仰使得宗法關系變得更加的緊密：血親復仇、一夫多妻制、用活人獻祭等習俗，講活妻與死去的丈夫共焚的習俗，奴隸制等現象，到處可見。這些，都導致了羅斯各地無法達到宗教意識和傳統統一，各地處于“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分裂狀態。
在意識到多神教所引發的這些問題后，弗拉基米爾決定對對各個地方的多神教進行改革，建立統一的共同認同的宗教思想體系，以成為其統一整個羅斯的思想武器。公元980年，弗拉基米爾在眾多的神祗中選定了庇隆、達日博格、霍羅斯、司特利博格、西馬爾格、莫科什等六位作為整個羅斯人民崇拜的偶像，并且下令在王宮附近為他們建廟塑像，訂立祈禱和祭祀的儀式。但是，這次改革在羅斯人民看來“反映的只是小部分掌權者的利益、大公及侍衛的軍事意識形態，表現的是地方利益、部落利益和實用主義的打算”（朱達秋、周力：《俄羅斯文化論》 重慶出版社2004年版，P60）。被而羅斯人民所敬仰的古斯拉夫人的最高神——斯維亞托維特，保護生命延續和傳宗接代的神——羅德，家畜之神沃洛神或韋列斯，沃洛斯還是貿易、財富和豐收的保護神，家庭、婚姻關系和孩子的保護神拉達和列利，地下世界之神佩列普盧特，他也是職務和莊稼人的保護人等諸神卻被排除在了弗拉基米爾建的萬神廟之外。因此，弗拉基米爾的改革并沒有得到全體人民的支持，他人為地把多神教體系分裂爾建立起來的宗教體系在羅斯人民眼中看來是有等級性的，并沒有成為 人民中享有權威的、人民本性所固有的信仰，因而這次改革并不能夠促進羅斯的鞏固，不能夠促進羅斯各部落團結基輔周圍，更不能夠提高他的威望和加強他的權力。但是，這也在主觀上堅定了弗拉基米爾的信念，“在客觀上是人們認識到了宗教改革的意義，積累了進行宗教改革的集體經驗”（ 朱達秋、周力：《俄羅斯文化論》 重慶出版社2004年版，P63）。
弗拉基米爾意識到自己對多神教的改革已經完全失敗后，他意識到了“從外部吸收他人的文化就成為了必需的，不可避免的”（ 朱達秋、周力：《俄羅斯文化論》 重慶出版社2004年版，P63）。于是，他便“決定通過一種宗教信仰和不具部落的神”、“一種已經失去各民族原有的宗教關系和傳統信仰”（〔俄〕T.C.格奧爾吉耶娃《俄羅斯文化史——歷史與現代》第二章）的宗教，將其推廣到整個羅斯，進而利用它把不同的部落和民族結合在一起，將羅斯無條件的統一起來。
為了選擇這種能夠有利于統一和統治羅斯的宗教，弗拉基米爾進行了充分的考慮，而此時“信奉伊斯蘭教的伏爾加河保加爾人、信奉猶太教的卡拉爾人、信奉主教的日耳曼人和信奉東正教的拜占庭希臘人都向弗拉基米爾推薦他們的宗教”（姚海：《俄羅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7）他認為伊斯蘭教不適合羅斯，因為羅斯是沒了酒就活不下去的，如果推廣這種宗教必然會遭到更多羅斯人民的反對；同時，他也拒絕了猶太教，因為他認為“猶太教的神不夠強大，甚至不能夠保護自己的子民留在耶路撒冷”（姚海：《俄羅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8），而這正是他所不想看到的；至于羅馬天主教和希臘正教也有所不足，他們都需要實行一定時間的齋戒。而此時，他派遣出去考察不同宗教國家的大使團回來向他報告說“在伊斯蘭教徒中沒有歡樂，在羅馬天主教徒的儀式中看不到榮耀” （姚海：《俄羅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P8），而相反，在拜占庭的教堂里，能看到人間罕見的光輝壯麗，那“圣索非亞大教堂的富麗堂皇，教徒們身上的華麗服飾，有皇帝與隨行人員、主教與眾多神甫參加的極為隆重的宗教禮儀，芬芳的神香，唱詩班唱出的沁人心田的歌聲等”（〔俄〕T.C.格奧爾吉耶娃《俄羅斯文化史——歷史與現代》第二章），令人不知道自己是置身于天堂還是塵世。而這些，都給了弗拉基米爾以及羅斯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基輔大貴族們還告訴弗拉基米爾“如果說到法律問題，你祖母奧莉加所接受的希臘法律可謂人類最有智慧的法律”《俄羅斯考古協會東方部札記》//圣彼得堡：1896 第九卷 P262——P267）。于是，弗拉基米爾權衡羅斯已經建立的經貿、軍事和社會政治等方面的關系，便選擇了拜占庭的基督教。
事實上，早在9世紀時，就已經有羅斯人接受基督教的記載了。9—10世紀，羅斯與拜占庭的關系主要是靠貿易和戰爭實現的。而這些，不僅是促進了羅斯的封建化進程加快，也使得拜占庭的基督教文化有意無意地對羅斯進行滲透。945年，基輔大公伊戈爾對拜占庭發動的戰爭宣告失敗，無奈之下與拜占庭簽訂了媾和及通商條約，其中除了羅斯割讓克里米亞等條款外，還有一條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就是關于允許基督教徒在羅斯進行傳教的內容。而當時，負責與拜占庭進行談判的羅斯使節中，則不乏有信仰基督教的人存在，他們簽約時是在一個十字架前宣誓并遵守條約的。而957年，伊戈爾的遺孀——基輔女大公奧莉加也前往君士坦丁堡拜訪拜占庭皇帝，并且讓拜占庭皇帝和總主教一起為奧莉加施了洗禮，皈依了基督教。如果說這僅僅是上層階級而已，那么當時的信仰基督教的也有著許許多多的士兵和商人。在羅斯，“士兵和商人往往是二位一體”（曹維安：《俄國史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版，P36）的，而“改變信仰對于那些脫離了自己部落的而在外闖蕩生活的士兵來說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曹維安：《俄國史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版，P36）。通常，部落的多神教信仰認為存在著某種不可預知的神秘力量，而人們只要通過祭祀等活動就能夠了解并對其施加影響。“這種神秘力量的觀念往往與部落的習俗，與具體的地方特點，與居民所從事的獨特職業相結合。因此，脫離部落生活方式或者社會生活復雜化，都會使人們對傳統信仰提出疑問，促使人們去了解更發達的宗教觀念”（曹維安：《俄國史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版，P36——P37）。這樣，作為部落社會生活中最積極的部分——士兵們就首先越出了傳統多神教信仰的框子，對新接觸到的宗教——基督教表現出了較大的興趣。而同時，基督教也已經在基輔城內有了一定的影響，基輔城內已經建造了圣伊利亞大教堂，而基督教的經書也通過了保加利亞傳入了羅斯。
在決定了以拜占庭基督教作為羅斯國教后，弗拉基米爾為了盡快將基督教帶進羅斯，他不僅決定要洗禮，還要娶拜占庭的安娜公主為妻。在公元987年，弗拉基米爾的受洗儀式以及他與羅馬帝國的繼承人安娜公主的結婚典禮在他收復的科爾松（現在叫赫爾松）舉行。公元988年，弗拉基米爾帶著新婚妻子和一批拜占庭神父以及圣像和法器回到了基輔。他下令把多神教的木制神像通通用火燒掉或扔進河里，并下令其統治下的基輔公國無論男女老少，老爺與奴隸，都要走進第聶伯河中接受圣水的洗禮，而來自希臘的神甫們與弗拉基米爾躋身站在河岸上，一邊為他們做洗禮禱告，一邊為每個在河里接受洗禮的人命名。在989年，他在沃而霍夫河里為諾夫哥德人舉行了受洗儀式。而在諾夫哥德附近德切爾尼戈夫城里的人們只是到了992年，才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隨之，基督教在基輔羅斯全國傳播開來了。
羅斯受洗后，拜占庭的皇權神授觀念傳到了羅斯。神父們在對新羅斯基督教徒說教的內容中，宣傳這種皇權神授的思想是不可缺少的。在他們的渲染下，“大公政權被蒙上了一輪神圣的靈光，他的統治被說成是神的意志。教徒們被要求敬畏上帝，崇拜大公，在做上帝的奴隸時，也要做大公的奴隸”（姚海：《俄羅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15），這無疑是提高了基輔大公在羅斯的威望。基督教與國家政權的合作，成為了不同地域的民族聯合為文化和政治共同體的統一力量，大大增強了羅斯國家的凝聚力，緩和了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中所引發的那些不可避免的矛盾沖突，加劇了羅斯的統一。基督教成為了維持古羅斯國家統一的思想基礎。換句話說，羅斯“并不是在單民族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是在統一宗教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曹維安：《俄國史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P44——P45）。不過，基輔羅斯的政治制度并沒有仿照拜占庭的模式形成中央集權，基輔大公把土地分給封邑王公，對于大公之位的繼承問題也沒有明確的制度，造成了后來12世紀時的基輔羅斯分裂為許多獨立的公國。但是盡管如此，在封建分裂和蒙古統治時期，統一的羅斯基督教一直是羅斯共同體和民族的自我意識的標志，并成為以莫斯科為中心的俄羅斯中央集權專制國家的精神支柱。
弗拉基米爾除了在羅斯內采納拜占庭基督教的敬拜儀式和鼓勵修道院制度之外，為了獲得更多羅斯人民的支持，還認真的西去了基督教的教導對于社會的含義，并將其付諸社會。在弗拉基米爾看來，基督教的一個美德就是夫人對窮人和赤貧人群的憐憫。在受洗之后，弗拉基米爾首先開始的是關心病人和窮人。根據史書記載，弗拉基米爾“吩咐所有的乞丐和赤貧者到大公的庭院來并且向每個大公征收必需品、飲料、食品，向管家征收錢款”而將食品分送到那些不能來的人、無勞動能力的和病人的家里。這從而使得原在羅斯受洗之前的被稱為農奴的羅斯最低層居民，成為了受社會所優寵的階層。他們不僅成為了“最基督化的階層”（〔俄〕，德•謝•利哈喬夫：《解讀俄羅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P54），也成為了最擁護弗拉基米爾統治的階層。另外，弗拉基米爾將拜占庭的法典引入到羅斯社會，他確信最殘酷的刑罰和虐待從他們的中間消失了，因此，在基輔羅斯沒有死刑，也很少動用肉體懲罰和拷打等懲罰手段。關心窮人，輕刑罰，雖然是弗拉基米爾為了鞏固統治而實施的措施，但是，在當時，這些措施的確是有利于緩和當時的階級矛盾，穩定社會，加強弗拉基米爾的統治，更有利于羅斯的統一。
羅斯的基督教化和統治家族與拜占庭的宮廷貴族的結親，使得歐洲國家逐漸的改變過去認為羅斯是野蠻之國的想法，從而使得羅斯能夠在平等的基礎上進入了了歐洲民族大家庭，躋進了歐洲文明國家的行列。弗拉基米爾女兒嫁給了瑪利婭多勃羅格涅娃嫁給了波蘭國王，弗拉基米爾•斯維亞托斯拉維奇的兒子斯維亞托波爾克娶了波蘭國王波列斯拉夫•赫拉勃盾的女兒為妻。這與原先弗拉基米爾要娶安娜公主還要通過武力是不同的。
弗拉基米爾當政后，正如馬克思在《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中講到的，為了“把北方征服者的軍事統治同拜占庭皇帝后裔的神權專制制度合為一體，從而成為他的臣民在地上的主人和地上的庇護者”，他把基督教變成了羅斯的國教，從而借助它促進了羅斯封建關系的形成，鞏固住大公的權力，發展文字教育，加強了羅斯與拜占庭的經濟文化聯系，提高了羅斯在歐洲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力，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羅斯的統一。
主要參考文獻：1〔俄〕，德•謝•利哈喬夫：《解讀俄羅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P54。
2 曹維安：《俄國史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P44——P45。
3 姚海：《俄羅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15。
4 馬克垚：《世界文明史•中》，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P312。
5 朱達秋、周力：《俄羅斯文化論》 重慶出版社2004年版，P63。
6〔俄〕T.C.格奧爾吉耶娃《俄羅斯文化史——歷史與現代》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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