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的前任們，比如勃列日涅夫雖然也不是思想家，但他有一個以蘇斯洛夫為首的理論參謀部主持意識形態工作，戈爾巴喬夫卻沒有這樣的參謀部。1987年年中以前，按蘇共中央的分工，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原本由利加喬夫領導，到了這年的下半年，給利加喬夫增加了領導農業的擔子，而雅科夫列夫則被分工和利加喬夫共同負責意識形態工作。不想兩人觀點不同，經常爭吵，影響到工作的開展。1988年秋，雅科夫列夫被派去處理國際事務，意識形態方面的主要負責人改為瓦季姆·梅德維杰夫。據羅伊·梅德維杰夫說，這個人剛當上政治局委員不久，是一個比較軟弱的學者型的人。而當時蘇聯國內民眾的不滿情緒已很嚴重，各種思想紛紛出籠。但無論是瓦季姆·梅德維杰夫還是戈爾巴喬夫，都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更談不上控制局面。
講到蘇共在蘇聯解體中所起的作用，就不能不提到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由于蘇聯解體發生在戈爾巴喬夫時期，不少人把解體的主要原因或直接原因說成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如俄羅斯科學院俄國史研究所的謝尼亞夫斯基。這位學者2006年9月訪華時曾當著筆者的面和另一位學者激烈爭論，他認為是戈爾巴喬夫的所謂“改革”削弱了蘇共，才導致了蘇聯的解體。他指出，戈爾巴喬夫在1988年6月召開的蘇共第19次全國代表會議上以政治改革為名行剝奪蘇共權力之實，視蘇共的各級組織為改革的絆腳石。重提“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更是從組織上使蘇共癱瘓，這是對這一“十月革命”時期提出的口號的褻瀆。言談之間，對戈爾巴喬夫的不滿溢于言表。
俄羅斯曾有一個名為“持社會主義見解的俄國學者”的組織，甚至把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視為有意識地進行“一場緩慢的反蘇和反革命政變”。與此同時，也有不少人不同意這種觀點，這些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對推進俄國的民主進程起了作用，如莫斯科亞非學院的貝斯特羅娃教授等人就持這種觀點。她認為把蘇聯解體的責任歸咎于戈氏的改革是不公平的，早在戈爾巴喬夫上任之前蘇聯就危機四伏，已經是個重病人了。戈氏是想救蘇聯而不是想推翻她。羅伊·梅德維杰夫對戈爾巴喬夫作用的評價，既不同于某些人認為他是蘇聯解體的罪魁禍首，也不同于另一部分人認為蘇聯解體是歷史原因造成的，要斯大林來負這個責任的說法。他的基本看法是，蘇聯的危機由來已久，但一直未得到根本的克服。蘇聯大廈的基礎和結構是不牢固和不穩定的。在改善經濟生活方面，人民大眾長年的期待也沒有結果。他接著指出，多次危機削弱了蘇聯。
自“十月革命”奪取政權以來，蘇俄和隨后成立的蘇聯先后經歷過四次危機。第一次出現在1921年，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挽救了這次危機。第二次危機始于1928年底，隨著農業集體化的推進而蔓延。這次危機不是靠經濟成就和政治改革來克服的，而是用大規模的鎮壓渡過的。第三次危機出現在斯大林逝世后，是靠對工人、集體農莊莊員、職員和知識分子做出的大量讓步才勉強克服的。第四次危機出現在２０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是一次經濟的、意識形態的和道德的危機。它的出現同蘇聯官銜制度（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原意為蘇聯時期由上級任命的官員名錄。由于官員一旦進入了這個名錄就享有種種特權，同時一般情況下不會再脫離官場，因而，此名詞的含義常被引申為特權階層、既得利益集團等等）精英的蛻變與老化密切相關。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部分也是為了克服這次危機，但他沒有成功。就好比一座大廈基礎不穩，如果只顧加高層次，結果只能是不堪重負，難逃轟然倒塌的命運。蘇共的各級機構因“改革”癱瘓了，又缺乏新的權威性的政治力量來領導，匆忙設立的總統制權力機關又未能真正運作起來，加上戈爾巴喬夫并沒有明確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綱領，這樣，戈爾巴喬夫所推行的改革遭到失敗便在意料之中了。在此期間，包括“民主派”在內的各種政治力量日益發展壯大，對國內政治生活的影響和干擾日漸明顯。因而，羅伊·梅德維杰夫指出：實際上，早在蘇聯解體以前一年，蘇聯就處于權力真空狀態了。
羅伊·梅德維杰夫還分析了戈爾巴喬夫主政后的政策。他認為戈爾巴喬夫擔任總書記后的工作側重點沒有擺正。他說，戈爾巴喬夫上臺伊始就抓錯了改革的重點。因為戈氏沒有花大力氣去改善群眾急切關心的經濟生活、物質條件需求狀況，而是大張旗鼓地抓反酗酒運動、上班遲到早退等問題。第二年召開的蘇共第27次代表大會，又肯定了“加速戰略”，優先發展機械工業。羅伊·梅德維杰夫寫道，放著人家的成功經驗不去學，如匈牙利卡達爾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改革的經驗，還有中國鄧小平的改革經驗，都說明只有讓人民大眾真切地感受到物質生活的改善，改革才會得到群眾的擁護。在生活必需品十分匱乏的情況下，一味地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使經濟結構的比例更加失調，是不得人心的。作者舉了1989年蘇聯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為證。調查表明：超過60％的被調查人在回答什么是第一位急需解決的問題時，指出是必須改善居民的物質生活條件，而只有15％的被調查者回答要求擴大政治權利；在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的目的時，40％的被調查者回答是物質的富裕，30％的人回答說要振興農村和農業，有25％的人說要公正，不要有特權，18％的人說要有民主。
羅伊·梅德維杰夫也指出了戈爾巴喬夫工作作風上的嚴重問題，特別提到了如何對待干部的問題。梅氏認為，蘇聯長期在培養治國人才和政治干部方面明顯滯后。幾十年來，蘇聯曾培養出了許多科學技術領域里的出色人才和領導干部，在文化藝術以及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也是人才濟濟。但是，在造就治理國家的棟梁之才方面卻是少有建樹。從列寧到斯大林時代，再到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期，這方面的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到戈爾巴喬夫上任，他身邊已經沒有像科西金、葛羅米柯和烏斯金諾夫這樣的干部可以共事。更糟糕的是，戈爾巴喬夫在主持會議討論工作時缺乏民主作風，不善于傾聽不同意見，不善于集思廣益。筆者還注意到，戈爾巴喬夫時期的干部政策是以頻繁撤換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為其特點的。在戈氏當政的6年零9個月里，干部換班如同走馬燈一樣，其中既有為推動改革而實行的必要更替，也有權利之爭的黨同伐異，還有面對反共勢力進攻時的主動潰退。戈爾巴喬夫上任后多次強調“對改革的態度……是評價干部的決定性標準”。然而，戈氏的改革毫無章法，使干部往往無所適從，不少忠于共產主義事業而對戈氏改革的路線心存疑慮的干部被作為“保守勢力”撤職，從而給蘇共造成很大的損失。從1985年3月戈氏上任蘇共總書記到1990年7月召開蘇共28大，不到6年的時間里蘇共中央總共被動了5次“大手術”。每次中央的人事變動，都伴隨著高、中級和基層干部的大換班（見江流等主編《蘇聯劇變研究》）。應當說，蘇聯的解體和干部隊伍的渙散不無關系。
蘇聯解體雖然已過去了相當一段時間，但作為20世紀世界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仍然是世人關注的焦點。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包括俄羅斯學者）會有更多的感悟，并總結出更為深刻的經驗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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